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教育情况如何


 
  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富强繁荣非常重要,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获得腾飞,教育功不可没。很多人误解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大,这其实大错特错。日本一直非常重视教育,这种传统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究竟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教育情况如何呢?
  提到日本重视教育,很多中国的朋友都知道两个轶事:一个是二战刚结束,日本被炸得一片焦土的时候,日本的孩子们就回到了废墟上的学校,在露天继续学习;另一个是日本人再苦不苦孩子,二战结束后食品尚稀缺的时代,日本学校已经开始为孩子们准备了营养比较均衡的午餐。
  日本人重视教育并非从二战结束才开始。
  一、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前惊人的识字率
  从已知的记录来看,明治维新之前(您没有看错,是之前),日本人的识字率已经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了。不但是武士阶层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庶民的识字率也是“高于世界任何地方”。当时来过日本的西方人士留下了复数的这方面的记录。比如普鲁士军官Reinholdvon Werner(1825-1909)在1860-1862年游历日本回国后写了《埃尔贝号舰长幕末记》一书,介绍当时日本惊人的识字率说:“在日本,女佣利用闲暇与自己的女佣友人文字通信,穿着寒酸的体力劳动者居然也能读写文字。考虑到同时代的欧美诸国的劳动者阶级基本是文盲,日本这个事实是很惊人的。”
  当时日本识字率高的功臣主要是民间的教育设施“寺子屋”。“寺子屋”是江户时期普及的一种民间教育机构,教孩子认字和算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僧人在寺庙中办学教当地孩子认字的风俗,因而得其名。到了江户时期,日本全国有“寺子屋”16560所,不但是在城市得到了普及,在农村和渔村也寻常可见,江户时期的“寺子屋”甚至已有女教师执教。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各阶层身份制度相对固化,士农工商之身份基本不变,武士家的孩子长大了当武士,农民家的孩子长大了当农民。既然身份不会因为个人的努力而改变,那读书识字干什么呢?即,去“寺子屋”的动机是什么?
  江户时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人们认识到,识字会算的孩子生活能力更强,将来日子能过得更好。这个理由是坚实的普遍的。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不得不说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了:因为日本人酷爱娱乐(您没有看错,日本人酷爱娱乐)。江户时期日本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一种叫做“绘双纸”的娱乐性出版物插图多,图文并茂,分儿童版(“赤本”)和青少年版(“黑本”)、成人版(“黄表纸”)及合卷(长篇故事)。当时的人们经常买来作为礼物送人,书不但有销售,还有有偿出租,其价位相对劳动者的收入来说也比较廉价,因此一般的劳动者家庭的孩子也能普遍读到。有插图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当时从大人到小孩都喜欢读书,这不是为了立身出世或功名功利,而是为了娱乐:读书之乐。顺便,现在的日本是漫画大国,同时也是报纸书刊订阅率最高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识字的庶民对于知识的追求在江户时代已经蔚然成风,本居宣长(1730-1801,著名国学者、文献学者)一生都在市井教学,他近500名门生中约34%是城市市民,23%是种地的农民。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书《劝学篇》,这本书从1872年到1880年之间数次再版,一共卖了300万册,被认为是那个时期的bestseller。当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即每10人中就有一人购买了这本书。加上借阅人数,当时读过这本书的日本人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非常惊人的。从这个出版规模和阅读规模来看,显然日本人酷爱读书不是一日之寒。得益于在明治维新之前庶民已经知道阅读的乐趣而有极高的识字率,从追求阅读的娱乐性上升到追求学问知识,这种飞跃的完成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劝学篇》该著作充分发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之说,提倡日本的自由独立人格,并根据“社会契约论”,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号召日本人民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贯穿该书的主导思想是以“学问”培养日本人民的独立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在福泽谕吉看来,国家的独立、社会的文明进步及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塑造,其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集权主义。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独立,还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独立和自由,都要依靠教育才能求得。)
  二、汉学国学两派与洋学派的对立
  明治维新前日本教育的特点是,第一,学问体系以汉学(儒学为主的来自古代中国的学问)和国学(佛教与儒教传入日本之前的日本原生的学问)为主,第二,公立(各藩即地方割据政权设立的学校)的教育以武士阶层为对象,庶民子弟不在教育对象之列。
  明治维新之前,以武士为中心的日本知识阶层个个都是自幼浸淫汉学国学的饱学之士,福泽谕吉就是熟读四书五经,对《左传》极有心得的儒学家。然而到了明治维新前夕,经过了兰学(以长崎为据点传播的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学问)的洗礼,日本的知识精英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靠汉学和国学已经不能支撑日本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生存发展,日本要成为一个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新兴国家,必须迅速引进西方学问,而兰学已经随着荷兰的没落而不再受青睐。对于今后的教育方针,谁,学什么,这两个问题,明治维新前日本的知识阶层进行了痛苦的思考。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江户幕府末期,朝野各方虽然有利益对立,有一点基本共识是:日本面临巨大的亡国的危机。
  亡国危机的第一个信号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虽然遣唐使在894年就被菅原道真(被尊为日本的“学问之神”,至今考生在升学考试前都喜欢去参拜他)喊停,但是自从日本学习隋唐文化以来,古代中国的学术就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时代,由于地理位置所限,日本得不到欧洲文明的熏陶,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想买一本英语词典都难于上青天。一千年以来,日本接触不到古代中国文化以外的外来文化。而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的貌似庞大无比的大清帝国,居然眼睁睁被比蛮夷狄狨还遥远的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大英帝国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时隔十年多大清帝国在中再次挨揍了。
  亡国危险的第二个信号更具有现实意味:1853年美国军官佩里开着黑船来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翌年签订的神奈川条约(即“日米和亲条约”)中有片面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的不平等规定。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前,庞大的大清帝国尚且一败涂地,更不要说弱小的日本了,所以日本连想打的念头都没有,直接签条约。日本的知识精英们看明白了:抱着国学汉学那一套没有出路了,跟西洋人的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1862年,福泽谕吉作为出使西欧的随行翻译人员,在前往欧洲的旅途中顺路经过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英国人把中国人当成猫狗一般的情景,这给了他强烈的冲击。到了欧洲后,他看到了太多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认识到必须从制度上学习西方。从哪里开始下手?首先就是教育要改。
  有了先贤们的思索,明治政府新成立后,在教育改革上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晰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学习欧美知识和制度的同时,迅速废除旧学制度,全面引进洋学各学科。自此,一向作为唯一正统的学问的汉学国学迅速退化为诸多学科之一的国语的一部分。我们回头来看看今天,作为一种修养,日本的年轻学子们仍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汉学知识。但定位是一种基本修养知识,而不是价值观的核心更不是立国之本。取代以儒学为主的汉学而成为立国之本的学问是法治、科学。和近代中国大学仍然有一批被瞩目的“国学大师”不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再也没有出现以“大师”他封或自居的汉学学者。
  明治维新后,日本官民迅速办起了诸多公立私立大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不同,日本的大学基本都是由日本人自己创办的,几乎没有出现中国那样的外国传教士为当地创办大学从而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情况。因为日本学习西方的基本姿态已经摆正,一旦目标既定,行动就是果断迅速的。在本国官民积极主动迅速办学的高潮中,已经不用等到也等不及外国传教士来代办了。最初建立的一批大学,虽然大量聘用外国人教师,但建校和运营、教学方针全部是日本人自己做的。
  强力推行西学,把汉学国学减缩到最小程度,这必然引起守旧的汉学国学者们的抵抗。明治政府的方针是如此的立场坚定,举措是如此的雷厉风行,一旦出现抵制,在公立学校方面,政府就出面关闭学校,用原来的校舍马上重新开张推行西学;在私立学校方面,学生们已经对汉学国学丧失兴趣,都瞄准了洋学直奔而来,这种情况下除非不想办学了,想继续办学的都得跟着市场需求走,迅速引进洋学课程。
  特别是医学方面,日本迅速培养西医人才的同时,新政府成立的第七年即1875年(明治八年)就设置了“医术开业考试”,没有经过系统的西洋医学学习的人通不过这个考试,也就拿不到执业证书。这个改革给日本千年以来有点汉学国学学问的人就能兼任充当医生的现象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医汉方失去了浑水摸鱼的地盘,而接盘的是严格训练严格考试培养出来的现代的西医。
  随着西学的迅速体系化,各类现代型专家人才迅速涌现。汉学国学家汉方医学家的地位迅速衰退,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很多不得不靠昔日的弟子们接济。
  三、平等的国民教育
  中国人把来华英国人商务副总监义律看作侵略者,而日本人把佩里黑船来航看作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开端。明治维新推行的废藩置县使得各藩武士阶层被割除。明治政府对失业武士作了一些抚慰和生活补助,比如批一些田地给失业武士,或支持工商创业。这些转型的武士在新的挑战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尝尽了辛酸,甚至有一部分对明治政府的抚慰待遇不满的武士发动了西南战争。而更多的武士放眼未来,默默接受了现实。一名失业的武士对他的美国朋友说:“虽然我失业了,虽然我的孩子没有了特权而只能和庶民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但是用不了多久,我的国家就会和你的国家平起平坐。”
  在国民教育的平等上,明治政府推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为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治维新起,除了“学习院”这样的为皇族和高级贵族极其有限的人特设的贵族学校得到了保留以外,其他的学校全部实现了平民化。相比于欧洲的教育比如英国教育贵族与平民分化明显的特点,日本的教育在明治维新开始就几乎可以忽略贵族化,而是非常彻底的平民国民教育了。当时有英国人说:“日本这样推行国民教育,,会有一天超过英国。”
  一个国家培养出少数的精英是不稀奇的,不发达的国家都经常会有一批精英送出去受到良好的西方教育。而难做到的是平等的国民教育,让每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都有平等上学的机会,各地学校的条件在硬件软件上尽量做到无差距或差距小,这样用不了多少年,学业有成的孩子无论其出身,都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从到以至于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对当时的日本将士有所研究的人都会发现,日本的军人无论职位高低,第一都具有良好的基础教育,第二都对国家怀有无限忠诚,因此他们的战斗力极强,可以说把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现象,很多人把它解释成日本的“军国主义洗脑”。但是,即便其他国家推行“军国主义洗脑”,也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就像奴隶缺乏创造力一样,如果只是被作为战争推行工具即炮灰对待的话,靠说教或靠恐惧或靠威逼,是无法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出高度的英勇顽强和对国家的无限忠诚的。这一点想想中的中国战俘就不难理解。
  让个别被洗脑的人英勇顽强忠于国家或许不难,而让几乎每一个将士都这样,没有更深刻的原因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真正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来,每一个日本孩子,无论其家庭出身地域出身,他都享受了平等的国民教育,尝过只要有能力肯努力就能迅速得到阶层上升的滋味。一旦知道了这种滋味,他会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这是缺乏独立于国家的现代独立人格,还有人说,如果他是二战中的日本人,他就去帮美国打日本因为这才是对的。可是请注意,二战中美国有把日裔美国人关到集中营了。直到二战后仍然存在普遍的种族歧视的世界,这种“如果”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讲人权的“白左”,日本战败后连在加拿大的日侨的财产都被加拿大政府没收了,这不是因为他们违法犯罪了,而仅仅因为他们是日侨。所以超脱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人格”在那个时代是不现实的。
  日本的平等国民教育的精神不仅在日本本土彻底贯彻,在台湾和朝鲜半岛也得到了推行。被弹劾下台的朴槿惠前总统的父亲朴正熙就说过:“没有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制推行义务教育,我这种出身贫寒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上学。”朴正熙为了发展韩国经济,可是从日本弄了很多钱去作发展资金。事后对殖民统治者的情感纠结是一回事,可是得到了平等的国民教育,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管理者给人们带来了远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人们能得到的好处,人们对管理者就会表现出支持态度。
  1944年台湾的台籍孩子的基础教育普及率是71.3%,远高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对岸所无法企及。太平洋战争中,日本1942年在台湾首次招募志愿兵(当时在台湾没有征兵制),1000个名额居然有425,961名台湾青年涌来报名,第二次也是1000个名额有601,147人报名。1943年在朝鲜首次招募海军志愿兵,3000个名额有316,097人争相报名。这可不是单纯的洗脑教育能达到的效果。洗脑能达到什么效果?也许是打美国捐一个月工资的水平吧。真的打日本你别指望他真的会捐一条命,他想捐的只是别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