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明治政府的留洋路


 
  明治维新是19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于日本的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和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促使日本迅速崛起,,因此备受赞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改革前夕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明治政府在开始这场改革之前曾向西方派遣过使团。
  巡游西方,学习立国施政理念
  击败德川幕府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后,倒幕派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他们恢复了七至八世纪时的太政官制度。理所当然,来自萨摩和长州的倒幕志士和朝廷中的激进派公卿垄断了新机构内的所有职位。这个新型政府只控制着原来幕府的领地,四分之三的日本国土还控制在二百多个大名手中。夺取地方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是明治政府的首要任务。
  大棒加胡萝卜实现中央集权
  1868年12月,播州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上书天皇,“请将其政权领地悉数奉还朝廷”。这一举动拉开了“版籍奉还”的序幕。酒井忠邦如此识相,倒不是因为他对天皇有多忠心,而是被打怕了。
  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幕府的死党、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并不甘心,厉兵秣马准备和政府军决一死战。位于本州岛东北的三十一个藩组成同盟支持会津藩,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宣称要恢复德川家的统治。同盟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成员各怀鬼胎,有些藩和政府军稍一交锋就临阵倒戈。
  1868年11月,会津藩若松城被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组成的政府军围困,松平容保开城投降,其他同盟各藩也相继放下武器。松平容保被免去死罪,软禁在江户。长州藩将会津藩的战死者判为“贼党”不允许下葬,尸体长时间放置遭到风吹日晒,或被鸟兽啄食,惨不忍睹。最后一个投降的庄内藩被减封,并被处以三十万两的献金惩罚。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和庄内藩藩主酒井忠笃是同族兄弟,惊恐之下成了“版籍奉还”的突破口。
  此前,木户孝允就积极倡导和平实现“版籍奉还”,他和大久保利通、鼓吹宣传了一年,没有一个藩响应。姬路藩的举动让伊藤博文“闻之不胜欣跃”。明治政府决定先拿自己最亲近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开刀,要求这几个藩做出表率。1869年3月,西南四强藩上《奉还版籍奏文》,6月,在北海道最终解决了幕府的残余势力后,平叛大军高奏凯歌,班师回京,天皇诏告天下,同意“奉还版籍”。各大名在军事威慑之下,无不从命。从此,各藩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从诸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传统的自主权被剥夺。
  1871年,明治政府以萨、长、土三藩的藩兵为中心,组建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第一支部队“御亲兵”,约一万余人,交给在戊辰战争中威震四方的西乡隆盛指挥。当年夏天,天皇把藩知事们召集到东京,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藩知事们的家禄和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此后在东京居住。一面是丰厚俸禄和贵族头衔,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西乡隆盛,新政府就这样兵不血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
  把持了全国的兵马和租税大权,明治政府集政、军、财三权于一身,接下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何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实现国防安全?如何发展经济让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何防止集权者变成专制者?
  一句话,明治政府要怎样做,才能证明自己比德川幕府好?
  日本行政部门全体出动
  对于这个问题,明治新贵们当时并无清晰的想法。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他们“过去仅仅考虑了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现在已经完成,以后该怎么办就感到很困惑了”。
  早在1869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就建议,应当派遣官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1872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制度。
  1871年12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五十名使节团成员,率领五十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节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使团的正副大使也各有分工,岩仓具视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孝允重点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产业发展状况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给使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使团第一站是美国。1892年1月15日,使团抵达旧金山,他们当中只有伊藤博文出过国,会讲英语。1月23日,在旧金山市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伊藤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向全世界展现了明治政府的新形象,他指着日本国旗说:“红色圆形将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封盖我帝国的蜂蜡,将来,人们会清楚地懂得其真正的含义,它象征着值得尊敬的初生太阳。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不过,当使团到达华盛顿后,“红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遭到拒绝,使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上。
  经济以英为师,政治以德为师
  岩仓使节团初定下的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零距离观察终于让使团认识到,“欧美”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方,文明越简陋。”
  木户孝允刚一到美国,就被“西洋”所震撼,他致信国内,承认自己此前对西方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说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大久保利通在英国被漫天黑烟的工业化盛况所震慑,流露出一种深刻的挫折感,甚至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不过最终他还是重拾信心,发现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英国强盛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应该以英国为师。大久保还迷上了雪茄,尽管迈着笨拙的步子跳交谊舞让他不情愿,可也让他明白,搞外交是要带着夫人的。
  最让使节团感到此行不虚的,是刚刚打赢的德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使节团认为德国“有酷似我日本之处”,研究德国的政治比研究英法更为有益。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的招待会,大久保利通向俾斯麦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
  “强权即公理”的铁血政策,让大久保利通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就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重点研究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他决心以德国为蓝本,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这次考察耗资一百多万日元,占日本1872年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以上。使团出发前,和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签订了一个“约定书”,规定“国内重大改革要等使节团回国后进行”。1873年5月8月,使团成员陆续回国,他们发现,留守派违约了。对于建国的道路,留守派和洋行派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维新三杰”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