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能够在神道教和进化论之间淡定自如


道教神社
  日本人尊崇神道教,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认为进化论在日本不会有任何的市场,但其实正好相反。进化论刚提出时在欧洲备受争议,很多人讽刺达尔文,但是当这一理论遇到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的时候,却很容易就被接受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促进神道教在日本的传播的呢?
  为日本带来进化论的爱德华·莫尔斯
  在日本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达尔文之名的,为葵川信近的《北乡谈》(1874)。葵川当时是奈良一所神社的大宫司,地位仅次于祭主。书里不但提到达尔文,还简略介绍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猩猩到人类的进化,甚至援引佛说加以印证。
  但是史家一般认为,在日本系统介绍进化论的,始于三年后美国动物学者爱德华·莫尔斯(1838-1925),他于187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生物学讲座,有两个班九十名左右的优秀学子,他们后来多在医学、生物学、教育学、考古学等方面有所建树,成为宣传和普及进化论的主力军。如其得意弟子石川千代松就整理出版了讲义笔记《生物进化论》(1879、1883),并撰写《进化新论》(1891)一书,成为早期传播进化论知识最重要的著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可以说是在其直接影响之下的撰述。
  莫尔斯后来在其日记《日本的日复一日》(平凡社1970年日译本)里,记载有约六百人听讲的第一堂讲座的情形:
  1877年10月6日,星期六 今夜在大学的大讲堂,我讲了有关进化论三讲的第一讲。有教授数名及其眷属,以及五六百名学生前来,几乎全部都在做笔记。…… 可见听众怀着极大的兴趣,没有在美国所遭遇过的那种因宗教偏见而引起的冲突,讲述达尔文的理论,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讲演结束的瞬间,响起了非同寻常甚至神经质的掌声,我觉得两颊热乎起来。一位日本人教授对我说:“这是在日本的第一堂有关达尔文的讲义,我怀着兴趣等待其后的讲义。”
  信奉“天照大神”的日本人为何拜服进化论
  日本固有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神佛习合”的神道教的“万物有灵”、物物相生的自然观,为日本人接受进化论做了垫铺。
  150年前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其进化论在欧洲最具冲击波的言说之一就是“人猿同祖”论,而且人猿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从自然界的原始生物、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这对基督教《圣经》的上帝创世说来说,无疑是根本性的颠覆,因为生物进化容不下上帝创世的过程。
  所以进化论从一开始就在欧美遭遇风暴式的抵抗,怪不得温文儒雅的绅士赫胥黎竟然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几乎一生都在与反进化论者争辩。到如今,据调查显示,美国还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进化论,进化论与“创世说”之间仍然泾渭分明。
  可是在东方的日本,在莫尔斯进化论布道的第一天,他所遭遇的精英层听众却如此热情虔敬,让他意外地“脸颊”发热。
  一方面,当时很多日本人难以接受“人猿同祖”的进化论结论,他们认为人类、尤其日本人是“天孙”的子孙,是神祇的后代。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认为大自然本身就具备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创神造,自然会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进化过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来自于神代的神祇,从这一观点出发,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进化理论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文端所引的葵川这样的神职人员,也会欣然接受进化之说,并且自然以佛学对应。
  日本固有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神佛习合”的神道教的“万物有灵”、物物相生的自然观,为日本人接受进化论做了垫铺。
  江户医学者镰田柳泓(1754-1821)在其著作《心学奥栈》(1816)中说过这么一段奇妙的话:“一种草木之变,成千草万木;一种禽兽虫鱼之变,成千万种禽兽虫鱼。......以此而论,天下生物,有情无常,一种之散,以成万种。人身亦如之,起初唯禽兽胎内,展开变化,生而来者。”已经非常接近进化论的叙述了,只是镰田说是一种缺乏实证的随想而已。
  进化论与神道教的妥协
  明治17年(1884),神道成为日本国家宗教,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为明治科学思想代表的进化论,就更有与其妥协的必要了。我们可以从当时四位顶尖的学者,考察这种努力是如何实施的。
  第一位是加藤弘之(1836-1916),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加藤早年信奉自由主义,在其所著《真政大意》、《国体新论》中倡导“天赋人权”,相当左翼激进,后来接触了海克尔(1834-1919),改信国家至上论,贬斥“天赋人权”在一个以“优胜劣败”为法则的社会里,是一种“谬见妄说”。
  在宗教问题上,无神论者加藤认为“宗教是迷信,并对日本的国体有很大害处。”一则宗教与天皇制有龃龉,危害国家的统治基础,信奉宗教者就不会忠于国家;二则作为迷信的宗教,信奉未知之物,不利于“知识的进步”。但他认为宗教这种有害的信仰或多或少还是必要的,因为下层社会不通事理者仍占多数。
  加藤认为进化论是一种一元论,相信因果主义,即宇宙只有“因果法则”一个本源,万物的生灭都受其支配。进化论威胁到皇国史观,神道家和国粹主义者对其严加排击,但加藤认为国体和进化论是“位相”不同的两码事情,两者择一的选择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因而可以两立。
  第二位是基督教牧师海老名弹正(1856-1937),他一生宣扬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因而支持日俄战争和“日韩合并”,认为其体现了基督教精神和进化论发展观。
  他最出名的论调就是“神社非宗教论”,认为国家神道并非宗教,而是“超宗教”的意识形态,可由高等宗教基督教辅佐,剔除围绕“神道”民间信仰的“迷信”和“虚妄”,完成日本古来的“敬神思想”而达到建立“新日本精神。”
  这种将“道德性”涵养注入本土宗教的论调,被称为“进化论宗教论”。他主张“基督教魂(逻各斯,logos,理性、理法)与大和魂(国家神道)的一致。”还认为“国家价值”高于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譬如他认为日本传统的“纪元节”和“天长节”就比主的“安息日”优先重要。他也曾经批评基督教徒对皇室的不敬姿态。
  以“国家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海老名“神道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本地化、神道化或者日本化,是基督教在日本本土的变容,其方法论正是进化论。
  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
  第三位是科学家丘浅次郎(1868-1944),其《进化论讲话》第十九章标题为“进化论与宗教”,谈论宗教问题。丘氏最醒目的观点就是:“一切宗教皆为迷信”,但是他又认为:“迷信却因为其非常强有力的缘故,为了自己所属人种的繁荣,消除迷信与此方针相矛盾之处,保护与其方针一致的迷信成为必要。…… 对做学问者来说,宗教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不务学问的大多数人来说,为了安心立命,却需要入用某一宗教……佞于迷信程度的信者众多,在世上无法去除迷信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迷信无法去除,保护适合人种维持目的的迷信,别无他道。”
  所以他非但未对神道教和皇国史观明确加以否认,而且还从进化论的角度证明神道教的合理性和现时必要性。
  登基大典时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据说,昭和天皇在其卧室里一直挂着达尔文的肖像,并以自身作为生物学者为傲。
  最后一位是佛教徒加藤玄智(1873-1965),战后广受诟病的“国家神道”(State Shinto)一语,就是加藤的造语。占领军总司令在著名的“神道指令”中就使用其语发布“政教分离”的命令。
  加藤认为神道的神髓精华为日本国民的忠君爱国至情,他看到日本国民的天皇奉仕精神呈白热化状态,形成以天皇为至极对象的国民宗教。
  加藤神道论有四个特点:激进神皇论、强烈宗教性、宗教进化论的路径(与国学和复古神道观对立,走新宗教路线)以及包容性格(强调同化力和习合性,吸收佛教、儒教等其它教义教理)。原本神人分离,神是神,人是人。神人交涉、神人融合归一,这种神人的接近和结合,加藤认为就是宗教史的发展和进化。他认为“宗教与人文开化的历程相呼应而进化发展。”“宗教进化”的过程,在他看来,就是“演进发展的宗教意识”。
  在进化论与神道教之间淡定自如的日本人
  战后非常出名的社会史学者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树在对谈集《日本教的社会学》(1981)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颇能发人深省:
  山本:如果是天皇制原教旨主义者,就不能不否定进化论。谁能容认天皇是猴子的子孙之说呢?他是神的子孙呀!
  小室:但是谁也不把这个看作问题。
  山本:那真是不可思议,,战时谁也没有在乎过进化论教育啊。当我在菲律宾的战俘收容所听一名美国兵宣讲进化论时,我比起来知道的多得多。那个傻瓜,真不知道在说什么。只有中学程度的知识,却对俺解释进化论,什么德性?反过来我给他解释比格尔号(即Beagle,考察时乘坐的英国海军帆船—引者注),那家伙大吃一惊,就问我:“那么你们认为现人神(亦人亦神,指天皇—引者注)是猴子的子孙吗?”
  小室:日本人谁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山本: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但被美国兵一提起,轮到我吃惊了。天皇被视为现人神的国度,应该不会有进化论。在他们看来,这是逻辑的结论,所以会热心地解释进化论。
  小室:反过来如果相信进化论,就不会相信天皇是现人神。所以除了两者择一别无他法,不可能两者兼信。
  山本: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在日本教里会两者兼信呢?这就是日本原教旨主义的最基本问题。
  真的,据说现人神的本尊昭和天皇在其卧室里一直挂着达尔文的肖像,并以自身作为生物学者为傲。大多数日本人对兼信科学的进化论和宗教的神道教不以为忤,这也许就是日本人国民信仰的特征吧?(文/赵坚)
  (作者简介: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