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令的始作俑者是谁:竟是一个汉人


剃发令
  清朝入关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清政府对汉人的仪节并没有那么严格,剃发更不曾是政令,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则是一个叫做孙之獬的人。让人惊讶的是孙之獬是明朝的进士出身,他是一个汉人,一个汉人如何影响了清初的政令的呢?在剃发令的颁布过程中,他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博山大庄村人。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馆试第一,升为翰林院检讨。天启七年(1627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崇祯初年,崇祯皇帝下旨毁阉逆编纂的《三朝要典》,孙之獬力主不可毁,甚至因此失声痛哭。
  《三朝要典》乃魏忠贤为陷害东林党人,指示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上案语编纂而成的一部典籍,其中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处甚多。因孙之獬据此力争,朝廷将他列入阉党逆案,革职为民。
  满清入主中原后,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五月,满清派遣侍郎王鳌永(淄川区罗村镇窎桥村人,明朝降臣)招抚山东,孙之獬立刻投降。他为了向满清表示忠心,倾尽家财,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抗清义军,同时也保证了淄川城不受荼毒。他的行为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方大猷将其功绩上报朝廷,孙之獬不久即被招入北京,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顺治以前,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各种朝廷仪节也不像以后那般严格。那时满清朝贺时分成两班,满清官员和汉朝官员(主要指明朝降臣)互不掺和,汉臣和满臣上朝时,服装也不一致,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着明朝官服,朝廷也没有规定汉臣上朝必须穿清廷规定的朝服。反正各走各的道,各站各的边,彼此相安无事。
  归顺清廷以后,孙之獬为独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众人发现他不但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时,他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上奏完后很自然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眼高于天,又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哪能容忍既是下属又是汉臣的孙之獬与他们同班?于是把他逐出班外。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于附炎趋势,逢迎求宠,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羞愤之余,孙之獬乃上折奏请改制,疏中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经孙之獬一说,头发的去留问题已不单单是仪表的不同那么简单,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成了谁统治谁、谁臣服谁的问题了。这就不得不引起顺治的关注了,他在看了孙之獬的奏折后颇受震动,深叹曰:“不意降臣中有作此说者。”遂下令剃发。
  此令一行,天下哗然。从此,原本就暗流涌动的满汉矛盾更加激化,一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早在孙之獬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和管辖范围内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剃发令始于天命四年(1619)。天聪五年(1631),清太宗皇太极取得大凌河之役胜利时,强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满清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发。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不独普通百姓应和寥寥,就是拿清朝俸禄的官员亦是观望胶着,甚至护发南逃,更有百姓为护发常与当地官兵发生龃龉。清廷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收回成命。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此令一出,天下汉人莫不长舒一口气,认为自此再无剃发之虞。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当清廷认为天下大定时,立刻换了嘴脸,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五,命令督战江南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同时规定惩治办法:“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不许上疏请求留发。否则“杀无赦。”
  接二连三的命令,让地方官员和汉人百姓逐渐明白,这次朝廷要动真格的了。大清已经不仅仅把辫子看做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代表文化传统与政权的较量!辫子的去留就是汉人是否归顺的象征:“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顺则生,逆则亡!
  但是,“剃发令”并没有吓倒汉族百姓,反而触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愫。《中国人史纲》里说:“原来对砍头都驯服得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
  一时,大江南北,无论官僚豪强,还是士绅农工,奋起反抗,斗争不断。常熟、太仓、嘉定、昆山等地处处血流成河,江南几成遍地腥膻,被杀者达数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为头发的剃蓄问题而遭遇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绝无仅有。
  其实,老百姓对朝代更迭,政权转换并不怎么关心。他们认为,改朝换代关乎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剃发却是“被发左衽”,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自然会奋起反抗。几年间,因剃发问题而亡或受牵连者,数以百万计。因为伤亡过于惨烈,人们忍不住会把心中的怨怒归结到孙之獬身上,认为正因为他的上疏,才有了清廷的“剃发令”,更因此引发了全国的血案,《研堂见闻杂记》记载说:“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持此念者,不在少数。
  此论不仅高估了孙之獬,更是低估了清廷平乱安民的能力和决心。孙之獬不过是清廷的一颗棋子,合则留之,不合则去之。孙之獬关于剃发的上疏,不过是给正在急于找一个突破口的清廷送上了一点星火,点燃了清廷镇压、降服汉族百姓的导火索。没有孙之獬,清廷的既定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更改,剃发令的实施,只不过时间上有早晚罢了。
  顺治三年(1646),孙之獬被朝廷召回北京。据《清史稿》记载,总兵金声桓上疏弹劾孙之獬,说他在招抚江西时擅自授予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以私惠取悦部属,所招抚的诸位将领大敌当前,持观望态度,不尽力攻打赣州。孙之獬也上疏辩解。朝廷把奏章交兵部审议,结果罢免了孙之獬的官职,孙之獬遣还老家。
  第二年,谢迁率义军进攻淄川,淄川知县刘修己认为孙之獬做过兵部尚书,又曾招抚过江西,军事才能肯定相当了得,于是邀请孙之獬帮助守城,孙之獬应允。但守城官兵没有武器,只能以白木棍作武器,与义军进行战斗。城陷后,孙之獬率领家人与入城义军展开殊死搏斗。城破后,孙之獬退入自己住宅,穿上官服,向北遥拜后,欲悬梁自尽。正在此时,义军蜂拥而至,将孙之獬拿下,捆绑起来,押解到县衙。
  孙之獬一家被捕后,四个孙子被义军斩杀,儿媳和两个孙女被掳后,怕遭受凌辱,相继跳井而死。他在受义军十几天凌辱后,终被折磨而死。
  孙之獬的死讯传到京城,顺治帝给吏部下旨,讨论抚恤之事。侍郎陈名夏、金之俊建议,恢复孙之獬的原有官职,并给予抚恤。马光辉及宁古里建议,孙之獬已被削去官籍,不应当给予抚恤。两个议案一同上报朝廷,顺治帝最后采用了马光辉的建议,没有给予孙之獬任何旌表和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