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莎士比亚声望至此 不是一人一国的功劳

  在德国著名作家、思想家赫尔德发现莎士比亚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望和地位。现在关于是谁造就了莎士比亚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亚如今在全世界享有的盛誉不可能只是一人或者一个国家的功劳,只能说是全世界的。
  我们说莎士比亚是世界的,他的经典地位和文化意义是世界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不同的民族文学对莎士比亚的移译和挪用,也是对他的再发现、再想象和再创造。
  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才会如此绚丽多姿,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说不完、道不尽的永恒。莎士比亚是一种现象,一道没有谜底的谜,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应该如何理解莎士比亚?如果他既是英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民族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体系?如果说莎士比亚曾经为其他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因而成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和催化剂,那么应该如何区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两者之间有着何种关系?
  发现莎士比亚
  莎氏活着时已是相当成功的戏剧家,但在英国,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却是在18世纪后半叶。莎士比亚经典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无疑是1769年在其故乡斯特拉福特镇为他举办的盛大纪念活动。这之后,对其作品的批评并未完全绝迹,但莎氏已是矗立的丰碑,成为不可撼动的英国文学的象征和代表。几乎与此同时,德国作家、思想家赫尔德对主宰欧洲文坛半个多世纪的法国古典戏剧心生厌倦。
  1770年,他“偶然”发现了英国人莎士比亚的剧作,其磅礴的想象力和置古典戏剧形式于不顾的自信,使赫尔德受到极大的震撼。莎士比亚就是一部讲述历史、天命和人世的巨著,读他时,剧场、人物、场景等技术性的细节一一消失, 历史的暴风骤雨呼啸着掠过书面,赫尔德眼前飘舞着一片片吹散的书页。莎氏所代表的不正是赫尔德为在古典文学压迫下的德国文学所寻找的未来吗?德国语言和文学的现代化应该从接受和效仿莎士比亚为起点。
  三年后,赫尔德发表了著名的《莎士比亚》(1773)一文,以感性的语言,尽情宣泄他对这位天才的“北方”诗人、剧作家的仰慕。莎士比亚是文学的天神,他不仅是英国的,更是德国的。赫尔德当然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认为欧洲现代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建构、创造新的传统范式,他看到在荷马、《旧约》和莎士比亚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和传承。一旦确认了这一点,欧洲文学也就有了新的文学传统——浪漫主义的传统。毫不夸张地说,赫尔德对莎士比亚的发现,催生了德国乃至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
  莎翁在中国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比德国迟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在介绍和接受莎士比亚的早期,中国文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并不统一。五四运动后,在传统范式淍落的文学界,主流的看法是中国需要现代文学的榜样,而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并无多大实际作用。就连留美归来的胡适,也对莎士比亚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和18世纪欧洲排斥莎氏的休谟、伏尔泰等人一样,认为莎士比亚粗俗,不够精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欧美近现代作家、剧作家(如易卜生)相比,莎士比亚显得分外的寂寞和边缘,莎氏剧作的译介相应颇为零散,远未得到批评界和读者大众的重视。鲁迅曾对此现象作过这样的评论:“严复提起过 ‘狭斯丕尔’,一提便完;说过 ‘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鲁迅《“莎士比亚”》)这种情况直到30年代才有所改变。1930年,以庚子赔款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任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已是教育界和学界领袖的胡适对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他将莎剧翻译列为国家文化工程。
  五四前后,我们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充满了偶然性。批评家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趣味引导(有时则是误导)读者对莎氏的接受。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以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例,对拜伦和雪莱激情浪漫的赞赏使读者忘记了华兹华斯的温情和柯勒律治的深沉。然而,严格说来,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所有的翻译皆为误译。正解也罢,误读也罢,皆是跨文化转移的题中之意。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挪用中获得了成长的灵感、机遇和空间。当莎士比亚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当我们不再像20世纪初的胡适和那样觉得莎士比亚陌生或格格不入,我们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了。
  中国新文学的各类体裁,包括戏剧,和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各类体裁完全一致。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当然都以中文为媒介,但除此以外,两者间的异同何在?就体裁形式(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和各文类自身的特点及要求看,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差异当不会小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欧洲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相同之处也不会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欧洲现代文学间的相同之处。这并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欧洲现代文学的延伸,更不是说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