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傅作义和女儿傅冬菊的凄凉下场

     小编网络整理: 平津战役”前,林彪所部四、五十万,傅作义所部也四、五十万,兵力与之相匹。若是一抵一相拼,鏖战到底,鹿死谁手未可知。 傅作义长女傅冬菊是“地下党”,奉肿恭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她父亲的敌手,使得北平守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傅作义被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他的女儿乘机劝他投降。

     最终,傅作义的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此后,傅作义曾要求所部参加“抗美援朝”,但是仍被剥夺军权,当起了水利部部长。


      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报效祖国”。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押解到夹边沟劳教农场强迫劳动,活活饿死在那里。傅作义闻讯后,悔不当初,老泪纵横。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当然是傅冬菊,她当时的个人作用在意义上远远超过了林彪的五十万大军,然而她得到的报答却是不可思议的。
     “文革”期间,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戴上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她又去“探望”父亲,自身难以保全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傅冬菊晚景很凄凉,病困交加,2007年以85岁高龄辞世。

冬菊(现名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中共地下党员。可当初,别说傅作义不知道,就连北平地下党也没搞明白。

当时,北平地下党有南系、北系之分,北系是指抗战时期一直留在北平的部分,南系是指随各抗战时期南迁的大学返回的部分。傅冬菊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上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说起来,也算是南系的老人了。抗战胜利后,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工作,继续参与革命活动,从此与南系断了关系。

北平方面前去找傅冬菊的人叫李炳泉,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认识傅冬菊。李炳泉把话说得比较直接,说北平地下党希望傅冬菊能到北京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这里倒没说自己是地下党员,不过估计傅冬菊心里也有数,马上就答应了。

后来北平地下党负责与傅冬菊联系的是王汉斌,也是傅冬菊在西南联大的老熟人了。通过傅冬菊,傅作义的很多情况都被共产党有关方面掌握了。

不久,北平地下党出事了,负责与傅冬菊联系的几个同志被捕。幸亏他们当中没出现甫志高,傅冬菊没有暴露。接下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崔月犁亲自负责与傅冬菊接头,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地下党的几个同志找到傅冬菊,交给她一张表格,“填完表你就是党员了”,但傅冬菊的话吓了大家一跳:“这个表我不能填,因为我已经是党员了……”

“文革”中有人在调查傅冬菊的时候,发现有关当事人的回忆,那叫一个乱!有的说是北平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的,有的说是上级把天津地下党的傅冬菊调到北平来的……于是乎,调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傅冬菊

答:李定。

偏偏这个时候,李定不敢承认当初的事实。他正在原单位挨批斗呢,一听外调人员来问这事,心想:“我的历史问题够多的了,这件当初介绍大军阀女儿入党的事坚决不能再承认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呀……”

内查外调了多个来回,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把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惊动了。

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傅作义说了一句:“你女儿的党籍没有问题,请你放心。”领袖发话,最后定论,傅冬菊的党籍终于没问题了。

和平解放北平,是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最高利益而共同作出的一次明智选择。因此,北平这座五朝古都才得以保存,千万百姓的生命及大量稀世文物,才免遭涂炭。在这一旷世义举中,头功者,应首推傅冬菊。

傅冬菊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时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她利用自己(傅作义之女)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此外她还做了许多劝阻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艰苦说服工作。特别是,正是通过她,中共根据取得的傅作义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适时掌握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抑困在华北。

秘密和谈阶段,傅作义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利用的基本都是傅冬菊这条联系通道。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一直掌握着和谈主动权,根据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才最终作出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傅作义也为了北平百姓和千年民族文化,而放弃个人名利,通过傅冬菊的中间联系,欣然接受了中共和谈的内容。但就在此时,毛泽东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最后通牒)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深知父亲“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怕傅作义逞一时意气而拒绝。那样将是北平数百万百姓和千年文化古都的末日。于是,在她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中共公函(最后通牒)时斟酌再三,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最后通牒),此时傅冬菊才把此信原件交给父亲傅作义。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傅冬菊后来解释傅作义此时的心情,他不是后悔北平和平解放,而是不服气这样蔑视他和他的部队,更不该在和平协议已经实现的时候,用这种态度侮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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